關於先賢思想,奉若聖明者有之;心嚮往而不得其門者有之。當然,也不乏有一些冷嘲熱諷,甚至惡言相向,比如新文化運動時,視諸子百家為萬惡之源,言必稱中國人劣根性,恨不得和自己祖宗切割得乾乾淨淨。不過,不屑與鄙視,可能也只是妄自菲薄後的裝腔作勢。
在我們看來,諸子百家是我們中國人的根與魂,只不過時代久遠,而且鑑於文言文的緣故,一般人還真是看不懂、搞不明!
本書由作者在美國講學的記錄稿編輯而成,是西方人學習中國哲學的首選入門書。在馮友蘭教授剖析下,中國諸子百家深邃的思想主張,變得簡潔、生動、出神入化。這是一個進入先賢經典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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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
著名哲學家,歷任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 1952年後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一、中國哲學的精神
二、中國哲學的背景
三、諸子的由來
四、孔子:第一位教師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對者
六、道家的第一階段:楊朱
七、儒家的理想主義者流派:孟子
八、名家
九、道家的第二階段:老子
十、道家的第三階段:莊子
十一、儒家的現實主義流派:荀子
十二、韓非子與法家
十三、儒家的形而上學
十四、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一、中國哲學的精神
哲學在中國的地位
哲學在中國文明中的地位,一向被比擬為宗教之於其他文明中的地位。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關切哲學領域。曾經,四書五經也具有類似《聖經》的地位。然而,儒家思想並不是一種宗教。哲學是對人生的系統反思,並且在思考人生之前,先對思考這一行為本身進行思考。宗教也和人生相關,它的核心也必然包括哲學,往往是哲學加上一定的上層建築。但中國人不那麼關心宗教,因為他們在哲學裡找到了那個超越現實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學裡表達和欣賞那個超越倫理道德的價值。
中國哲學的精神和問題
中國哲學認為,就做人而言,最高成就是成聖,也就是宇宙和個人合二為一。中國無論哪一派哲學,都直接或間接關注政治和倫理道德。所以,很多人認為中國哲學是入世的哲學,不像釋迦牟尼、柏拉圖等人,認為追求天人合一,就要拋棄社會,甚至否定人生。不過,正確理解中國哲學的話,不能稱它為完全出世的,也不能稱它作完全入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即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到先天未畫前。”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就是“內聖外王”,有點類似柏拉圖主張的“哲學家-國王”理論。
中國哲學家表述思想的方式
中國哲學家的言論和著述一般都非常簡短,表面看起來似乎不連貫。這是因為,它們本來就不是專門的哲學著作。學習哲學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專門的行業,讀哲學是為了使人得以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特殊的人。所以,人們只能從哲學家的書信言論集中去輯錄,其中時間不一,記錄者不一,難免有不相連貫、甚至矛盾的地方。中國哲學家慣於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達思想,因此十分簡短。但正因為語言如此不明晰,其中所暗含的內容幾乎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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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哲學的背景
每個人的思想,都受制於他所處的環境。而哲學是對人生的系統反思,一個民族的哲學,同樣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
地理環境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在古人心中,世界就是生活的這片土地。中國的先賢哲人,從未有過海上冒險的經歷,對他們來說,四海之內,就是普天之下。因此,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對於大海,他只惆悵地遙想“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經濟背景
中華民族歷來依靠農業維持生存,直至今日農業人口依然佔中國總人口的大半。因此,在歷史上,一切社會、經濟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土地分配和利用為中心的。哲學家們的社會經濟思想,都必然涉及“本”“末”,農業被視作立國之本,
而商業則被看作是末端。 《呂氏春秋·上農》曾論述,認為農民像嬰兒單純樸實,順服,比較不自私,因為財產難以移動,所以國家遭難時,農民不會棄置不顧。商人則多謀奸詐,不順服,財產移動簡單,國家有難時,往往自己逃跑。道家從這一點出發,譴責文明,鼓吹返璞歸真,把農民生活理想化。
反者道之動
對農民來說,注意自然變化是農業生產的必需。中國哲學受太陽、月亮運行和四季嬗替的啟發非常明顯。儒道兩家都注意到,任何事物發展到極端,都會有一種趨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極端移動。這個趨向,在《易傳》中被稱作“复”,“复,其見天地之心乎?”在《道德經》第40章,類似的說法是“反者道之動”。這個理論對中華民族有巨大影響,催生出了“居安思危”和身處極端困難之中也不絕望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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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制度
農民靠無法移動的土地生活,所以,同一個家庭的後代,會在同一片土地上,聯繫緊密地共同生活,由此發展出中國的家族制度。傳統中國把社會關係歸納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三種是家庭關係,兩種是家庭關係的延伸。中國的祖先崇拜:世代居住在一個地方的人,追溯首先在此定居的祖先,敬拜他,將他視為家族的共同象徵,就是在這樣的現實下發展起來的。
這種社會制度是一定經濟條件的產物,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這種社會制度的理性論證。
中國哲學的方法論
農業為本的情況,不僅影響中國哲學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還制約著中國哲學的方法論。諾斯洛普教授曾經提出:概念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來自直覺,一種來自假定。來自直覺的概念指向某個事物;由假設得出的概念,其完整意義是根據假設,
用演繹法推演出來而認定的。
由假設觀念出發的哲學家喜歡明確的東西,而由直覺出發的哲學家,則需要重視不明確的東西。農民日常與之打交道的,諸如土地和莊稼,都是一眼就認識的東西,他們處於原始和純真的心態之中,把直接認識的東西看為哲學思維的出發點。這也是認識論在中國哲學裡從未得到發展的原因。
中國哲學中的“常”與“變”
中國的哲學產生於過去的經濟環境之中,那麼它的內容是否只對過去才有意義?
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的哲學裡,總有一些內容只對處於當時經濟條件下的大眾有用,但是,還會有一部分哲學思想具有持久的價值。我們在學習哲學史時,應該對其中哪些是有永久價值的,哪些是可以改變的,進行合乎邏輯的分析。中國的哲學,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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