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諸子百家,我們對中國哲學所知甚少。
然而,它們曾深深塑造了中國的文化和社會制度,餘威至今不絕。
那些自稱繼承儒家、道家的衣缽的哲學家,主張和最初的諸子相去甚遠,其間發生了什麼?
儒家如何從董仲舒,一路走到王陽明?
道家如何在華麗血時代大放異彩?
作為外來者佛教,如何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藝術和思想?
這些問題很少被提及,但作為中國人,如今依然被深刻影響的一群人,其實非常有必要去探究下:我們從哪裡來,又將向哪裡去。
馮友蘭
著名哲學家,歷任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 1952年後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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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帝國的理論家:董仲舒
二、儒家興盛和道家再起
三、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學
四、新道家:豁達率性的風格
五、中國佛學的基礎
六、禪宗:潛默的哲學
七、更新的儒家:宇宙論者
八、更新的儒家:兩個學派的開端
九、更新的儒學:主張柏拉圖式理念的理學
十、更新的儒學中的另一派:宇宙心學
一、漢帝國的理論家:董仲舒
秦國採納法家理論,出乎諸子關於聖王的期待,一統天下,但其統治僅僅維持了15年,就為劉漢取代。漢朝繼承了秦朝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運用新的理論主張,建立起了一個新的政治、社會秩序。其間,董仲舒居功至偉。
董仲舒青年時代潛心讀書,據說他曾在窗上垂帷,三年不曾向窗外眺望,終於完成了《春秋繁露》。他還曾“下帷講誦”,就是自己在帷中授課,學生在帷外,導致有些學生始終沒見過他。董仲舒的工作是從理論上論證新的政治社會制度“存在的根據”。他把陰陽家的形而上的宇宙觀和儒家的政治社會哲學有機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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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論
在古代,陰陽家和五行家對宇宙的結構和起源都作出過積極的解釋,董仲舒將這兩家思想正式合流。他認為,宇宙是由十種成分組成,分別是: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和人。他將四季嬗替以陰陽運行來解釋:“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春夏秋)成生,以一時(冬)喪死。”同時,他認為這是“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私。”這也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人性論
“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最廣為人知的理論。他認為天人一體,人在身心兩方面都是天的複製品。對應天地的陰陽二氣,人心也有兩種因素“性”和“情”。人順其本性能有仁德,順其情而有貪欲。至於儒家的經典老問題:人性善,抑或惡?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認為“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出雖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他認為,人之所以能與天地並列,靠的是文化和修養。沒有聖王的教化,人性便得不到充分的發展。這一點上,他直追荀子,不過,他和荀子的分歧在於,他不認為人性惡,他以為善是人性的發展,而非人性的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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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倫理
董仲舒以形而上學的陰陽學說,作為論證社會秩序的根據。 《春秋繁露》裡寫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前,儒家認為社會是由五種倫常關係組成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董仲舒從中選出君臣、父子、夫婦三項,稱為“三綱”。 “綱”即主宰,提綱挈領,國君是臣民的主宰;同樣,夫為妻綱,父為子綱。
“三綱”之外,還有“五常”,是所有儒家都主張遵奉的道德。 “常”即規範,恆常不變。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五常”是個人品德,“三綱”是社會倫理,綱常在古代就泛指道德和道德規則。
政治哲學
常人靠自己往往達不到三綱五常的要求,因此,董仲舒認為,政府有責任幫助大眾發展品德。他說“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君王以慶、賞、罰、刑為“四政”。這四種統治方法,取法於四季。政府的組織也以四季為模式,按照一年分四季,官員也分為四等,各級官員每人有三個助手,因為每季有三個月。在考核官員時,也分為四等。
由於天和人的密切關係,因此政府的失誤必然表現為自然界的異常現象。這種思想來源於陰陽家,但董仲舒給它提供了一種既是目的論,又是機械論的解釋。從目的論看,為政不德,必定招致天怒,表現為種種自然災害,這是上天警告君王,要他改正自己的錯誤。從機械論來看,人事上的不正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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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哲學
陰陽家認為,歷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於五德運行產生的影響,每個朝代必須與五德之一相聯,遵循它的要求來運轉。董仲舒修改了這個理論,認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運行,而是依循“三統”,即黑統、白統、赤統的順序。按他的說法,夏朝代表黑統,商朝代表白統,周朝則是赤統。夏商周之後,歷史又開始一次新的循環。有趣的是,到了近代,顏色和世界政治又再次聯繫起來,法西斯尚黑,資本主義尚白,而共產主義尚赤,當然,這些只是偶合。在董仲舒的理論中,三統並沒有本質不同,新君建立新朝,由於承受天命,因此必須採取措施,表明承受天命,包括:遷都、改國號、改紀元、改服色。董仲舒稱為政的基本原則為“道”,《漢書》引述他的話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在封建時代,所有君王都是從祖先處承受君位,包括秦始皇。但到漢朝,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而君臨天下,這就需要某種理論的支撐,董仲舒正提供了這種支撐。他認為,一個國君的統治是由於天命,這就為君王行使皇帝的權威提供了合法的根據,同時,也對君王的權威施加了某種限制:皇帝必須時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樂,按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出現天災時,皇帝要省察自己的執政,苛責自身,謀求改進。另外,它也宣告了一個朝代不可能期望無限期地統治下去,這是儒家為約束絕對君權而提出的一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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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春秋》的解釋
按董仲舒的看法,繼承周朝統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漢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創立了黑統。他承受的不是“法統”,而是一種“道統”。 《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但董仲舒及其追隨者認為,《春秋》是孔子的重要著作,孔子於此創立了他的道統統治。董仲舒把春秋所涵蓋的時期,分為三段: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分別對應孔子從文獻中得知的,孔子聽說的,孔子親見的。董仲舒的各項學說都可以在《春秋》中找到根據,這也是他把自己著作稱為《春秋繁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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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興盛和道家再起
政治和社會背景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嚴酷無情的對內政策和縱橫捭闔的對外政策,而這些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法家哲學。秦朝滅亡後,人們責怪法家的嚴酷寡恩,就這樣,法家成為秦朝統治者失敗的替罪羊。而在諸子百家中,思想距離法家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因此,很自然地,時代思潮便順著儒家和道家擺動。
漢初,道家思想曾一度盛行,被稱為“黃老之術”。在道家的政治哲學中,一個好的政府,只要把前朝“苛政”取消,其後做事越少越好。這無疑正是漢初大眾的要求。漢高祖劉邦進咸陽時,曾向民眾“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此之外,
秦朝的一切苛法都予以廢除。經過一個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後,國力重新恢復,君王開始想要有另一番作為,此時,道家哲學不再適應時代和統治者的需要,於是,君王又重回儒家哲學。
思想的統一
秦朝為確保治下的中國統一,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統一思想的政策。李斯為此提出了一項嚴酷的建議:一切史書,除秦朝之外,其他“百家”之說及其他文獻,除必要存檔外,都應上交政府予以焚毀,這就是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這些嚴酷的措施導致秦朝統治迅速滅亡。漢朝興起時,許多古代文獻和“百家”著作又重新出現。雖然漢室皇帝同樣想統一全國思想,但由於前朝之鑑,他們希望尋求一種新的統一思想的方式。這時董仲舒適時地出現了,提出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董仲舒的建議是:“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頒令以儒學為國家正統之學,又以“六經”佔統治地位。而且官方還規定,任何人想從政做官,必須學習儒學和六經。當然,這一政策比秦朝溫和,私授其他各家思想並不會被刑罰,只是被主流社會所邊緣化而已。